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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寒梅綻放的日子里

  • 時間:   2020-06-05      
  • 作者:   劉華蘇      
  • 來源:   劉華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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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壬辰二月,早春時分,垂柳吐綠,寒梅綻放。又到了石頭城的梅花山上百花斗妍的時候。2012年,遭遇了27年來最冷的倒春寒,已是“河開燕來”的節氣,北方風雪、南方冰雨依然肆虐。梅花山上花如何?身在京城,心向往之。忽一日,南京友人從郵箱中發來近照,好一個“紅梅不屈服,樹樹立風雪①”

    毛澤東主席有一首著名的《卜算子·詠梅》: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梅花,是中國文人墨客千年吟詠不絕的主題。毛主席以一代偉人的風范,一首詠梅,喻人言志,力掃過去文人的哀怨、頹唐、隱逸之氣,寫出了梅花的傲寒俊俏,堅貞不屈,積極樂觀,無私奉獻,象征著革命者的高尚操守和錚錚風骨。

    敬愛的父親劉毓標、母親趙倩,就是千千萬萬這樣的革命者中的成員。

梅花香自苦寒來

  20世紀20年代,一場大革命的風暴席卷中國的城鎮鄉村。這場史稱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大革命,連同后續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解放戰爭)為什么會發生?我們的父輩為什么投身其中?

  華申大哥回答:“經濟上受剝削,活不下去了;政治上被壓迫,忍不下去了!”一語中的,太精辟了!


    窮苦人活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

  我的祖籍,是江西省橫峰縣葛源鎮。

  葛源,即“葛之源頭”,位于江西省東北部,距橫峰縣城33公里,與弋陽、德興、上饒三縣交界,因漫山遍地生長著野葛,又處于溪水源頭而得名;葛源,歷史悠久,形成于隋末唐初,至宋代已是繁榮的山區集鎮;葛源,物產豐富 ,唐初就有加工葛粉的歷史,明清兩朝葛粉貢奉朝廷,被稱為“中國葛之鄉”,鉭礦儲量被譽為“亞洲第一”。

  葛源,因“紅色省會”的美譽而名揚中國,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閩浙贛皖革命根據地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它四面環山,僅于西部有峽谷通往外界,獨特的地理條件使其易守難攻。1931年2月,方志敏同志率贛東北特區領導機關從弋陽遷駐葛源,在此成立了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政府;1931年11月,成立了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1932年11月,成立了中共閩浙贛(皖)省委和閩浙贛(皖)省蘇維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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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在上饒,父親與他幸存的大姐、二哥合影


  1908年10月18日,父親出生于葛源鎮店前街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祖祖輩輩以租種地主的佃田為生,無田無地,缺衣少食。他的父母共生育9個子女,有5個因貧病夭亡(他的小弟參加紅軍后犧牲)。由于生活所迫,他的母親到地主家當奶媽,養肥了人家的孩子,餓死了自己的親骨肉。

  父親7歲時即隨父兄放牛、種田;10歲時在祖產資助的私塾讀書,僅兩年半時間;后又在家種田,至17歲時因收成不好、家庭人口眾多,無法生活,跟人家做學徒(木匠),未滿兩年半,因受不了打罵而跑回家。這時期,父親經歷的是高利貸逼債、地主逼租,師傅打罵、壓迫徒弟,遭遇的是處處走投無路,產生了命該如此、悲觀失望的情緒。這種情況在1927年年初最為嚴重。當時,父親貧病交加,既無錢求醫吃藥,又無錢求神拜佛,只能聽天由命。

  平地一聲春雷響。1927年2月,父親的病漸漸好轉,并聽到傳說“弋陽九區方志敏在鬧什么革命,打土豪劣紳、平債分田,地方上的程伯謙(當地農民運動的領導者)到方志敏那里去接頭了”。父親便注意時常打聽程伯謙的消息。4月5日清明節那天,他的堂叔劉芹和、堂兄劉和尚跟他說:“程伯謙到湖北學習回來了,程說要秘密組織葛源農民協會。你如要參加,我倆可以介紹你。”父親堅決地說:“我要參加!”從此,父親加入了革命組織,滿腔熱情地投身到創建、鞏固和發展贛東北蘇區的斗爭。

  “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啊!


    一個階級、一個階層活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

  在那個年代,有著與父親共同遭遇的貧苦農民何止千萬。

  對當時江西農村的景象,方志敏同志寫道:

  每年一度的舊歷年關,地主債主們,兇殘地向窮人逼租逼債,窮人被逼到無法可想的時候便賣妻鬻子、吊頸投水,此類悲慘事件屢見不鮮。赤窮化令百姓掙扎在饑餓死亡線上。各種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數不勝數。例如田賦加征,鹽稅加重,殺豬要屠宰捐,討老婆的婚貼上也要貼八角大洋的印花;軍隊過境,要招待費。這些捐稅,一年比一年加重,如千斤重擔,沉沉地壓在民眾身上。

  這樣的剝削,這樣的壓迫,不造反行么,不革命行么?!


段煥競叔叔和李珊阿姨



  父親的親密戰友、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立初期的生死搭檔段煥競叔叔,少年時期用觀音土(一種淺黃色或淺白色的土壤)充饑,以翻山越嶺挑鹽換糧為生,大革命前沒有吃過一頓飽飯、沒有穿過一件夾衣或棉衣。他在回憶錄中,意味深長地寫道:“年輕的讀者們,你們吃過觀音土嗎?……當年吃過觀音土的人,決不會認為革命是不必要的,決不會說蔣介石統治著大陸,中國社會一樣可以進步,現在臺灣不是很富嗎?我們這些嘗過觀音土的人,就覺得這種想法真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段叔叔的家鄉湖南省茶陵縣堯水鄉,與父親的家鄉遠隔山水,相距千里。但是,他們同屬一個階級、一個階層,同受地主老財的盤剝和封建制度的壓榨,同樣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生活。因此,當大革命風暴驟起的時候,他們不約而同地響應共產黨的召喚,拿起砍刀,扛上梭鏢,毅然參加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斗爭中去。

  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就貧農階級及其對革命的態度和作用,作了如下評價: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斗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里積極奮斗。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他們對著富農說:“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為什么還遲疑?”富農帶著譏笑的聲調說道:“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么不進農會!”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么。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么不進農會?……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勛。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活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

  20世紀20、30年代,是社會黑暗、國家動蕩的年代。那時的中國,工業蕭條,農村破產,失業群、饑餓群、赤貧群日益擴大。東洋鬼子的入侵,更使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形態,面臨著徹底殖民化的威脅;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民族,到了瀕于亡國滅種最危險的時候!

  我母親家庭的境遇,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1917年11月6日,母親出生于上海市一個工人家庭。她的父母共生育9個子女,有5個因貧病夭亡。她幼年時,家庭生活情況很不好,9歲上學僅一年半便失學在家,13歲就到織布廠做童工,因年小常受人欺侮。在工廠里,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壓迫很深,任意開除工人,工人工作毫無保障,生活開支天天高漲,工資總是那么一點,工人們都很不滿。

  1937年淞滬抗戰時,母親的老家寶山縣劉行鎮正是日軍一個主要登陸點,她的外祖父母和舅舅被日本侵略軍殘殺。國恨家仇,齊聚一身。目睹日寇在上海的暴行,再看些有關抗日的進步小說,母親產生了參加救亡工作的想法。起初由于對共產黨印象很少,母親想只要是抗日的就去參加。

  1938年2月,母親轉到美商辦的海寧洋行做工,工頭都是白俄,對工人壓迫很厲害。不久,有個名叫楊培娟的女工(地下黨員)經常接近母親,開始談些工人問題,后來給母親看些進步書籍,吸收她為工人救亡協會(黨的外圍組織)的會員。母親在地下黨的領導下,成為工人救亡協會負責人之一,積極參加罷工斗爭,動員思想較進步的工人上夜校,組織工人劇團對工人們進行教育。


在上海時的工友小姐妹

前排左起:吳秀麗 湯翠弟 趙倩  后排左起:陸幸德 趙萍


  1940年11月,資本家將母親及參加斗爭的積極分子開除出廠。當月的一天深夜,經組織安排,母親等7名地下黨員和工運骨干,在上海十六鋪碼頭,乘北上的江輪,經過一個晚上的航行,到蘇北新港上岸,經季家市、黃橋、海安、東臺,抵達鹽城參加新四軍。母親的三個弟妹,也都相繼參加了革命隊伍。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獨立解放事業,反的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爭的是最大多數人翻身做主人的權利、人人吃飽飯的權利、孩子受教育的權利。這樣的事業,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是為勞苦大眾謀幸福、為中華民族圖生存、為炎黃子孫求富強的偉業,彪炳千秋,永垂青史。我們的父親母親那一代人,生逢其時,千流歸宗,匯聚成改天換地、再造乾坤的歷史洪流,并在革命的進程中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梅花歡喜漫天雪

  雪虐風號愈凜然,花中氣節最高堅 

  中國革命的征程艱險曲折,充滿雪虐風號,信念堅定、百折不回的革命者愈顯凜然高堅。

  “革命者”,不是自發產生的。父親說過,他參加農民協會時的想法,是“如果有一天不受逼迫、打罵就好了;到了地方暴動打土豪平債的時候,又想到如果有一天我能有幾畝田、幾間房子,自種自吃,有穿有用,能夠接續后代,永遠不受人家壓迫剝削就好了”。這樣的“入會動機”,只能算作是一個“造反者”;這樣的造反結果,只能像歷次農民起義一樣“改朝換代”,而不是徹底的“改天換地”;這樣的“造反者”也是不堅定的,有可能在革命的激流中,遇險則返,中途而退。

  上中學的時候,我看了一本朱道南寫的回憶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看了據此改編的電影《大浪淘沙》,對其中一些因逃婚、找出路、追求時髦而先投入、后退出、甚至背叛革命的人物,留有很深的印象。

  還有一個十分鮮活的事例:父親擔任皖浙贛紅軍獨立團政委時的搭檔——熊剛團長,也是貧苦農民出身。在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中,他指揮若定,沖鋒在前,勇猛頑強,過了一道又一道生死關,不愧為英雄的稱號。皖浙贛邊區紅軍游擊隊整編為新四軍第1支隊第2團第3營后,熊剛任營長。這時,他頭腦中的個人主義作祟了,經不起考驗,認為官小了不愿干。他當時已經結婚,便離隊帶著老婆,從皖南跑回江西老家去。走到景德鎮被國民黨抓住,經新四軍辦事處交涉放回,送到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當中隊長。他思想更加不通,又跑掉了,從此一去不回,走完了他的“造反者”之路。

  由“造反者”向“革命者”轉變的關鍵,是先進理論的灌輸和武裝。列寧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運動”。在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有一幕場景:黨代表洪常青給一心要找“南霸天”報仇的“造反者”吳清華等上政治課,黑板上寫著五個大字——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已”,馬克思的至理名言,深刻揭示了無產階級革命與整個人類解放事業的關系,成為啟迪紅軍戰士政治覺悟的金鑰匙。

  黨的一大代表、共和國的主席董必武同志說,“馬列主義只要有人會在勞動人民中傳播革命的道理,就會在群眾間生根,群眾的革命運動就會發榮滋長起來。”

  我的父親母親參加革命后,分別在贛東北蘇區黨校、蘇北抗大五分校,接受了比較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了解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客觀規律和必然趨勢,明白了個人前途命運與階級、社會、國家前途命運的緊密聯系,實現了由“造反者”向“革命者”的轉變。正如1941年6月11日,父親在贈給母親的日記簿上所題寫:“共產主義者必須以馬列主義的理論來確定與堅強自己為人類解放事業奮斗到底的決心,同時要在不斷的革命斗爭中鍛煉自己。”

  我的父親母親認準了獻身的事業是為了包括自已在內的人民大眾求解放、謀幸福的事業,富于正義,無尚榮光!由此,他們在艱難曲折、雪虐風號的征途上,矢志不渝,從心出發,傲霜斗雪,永不回頭!

  有人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熊剛以及那些變節者,不是也學過馬克思主義嗎?是的。但他們與真正革命者的差別,在于對馬克思主義是假信還是真信,是將信將疑、半信半疑還是堅信不疑,在于對人民的事業是從心出發,還是從別的什么出發。時至今日,掛著羊頭賣狗肉,兩樣貨色齊備,說的是馬克思主義、干的是個人主義,對別人是馬克思主義、對自已是個人主義,這樣的人物,不是依然存在嗎?

  父親的革命生涯中,有四段經歷,凸顯了他作為革命者的高堅氣節和英雄本色。

  創建紅色政權時的堅定。1927年年底,父親參加了著名的“弋(陽)橫(峰)暴動”。在家鄉,首先打一家最大的地主,窮苦人分到了衣物、稻子。但是地主本人沒有被捉住,跑到橫峰縣去搬兵。第二年年初,來了一連國民黨的兵進山“剿匪”。赤衛隊在葛源鎮前的峽谷扎口子,國民黨的兵架起機關槍,山里人沒見過那家伙,舉起梭鏢砍刀就往前沖,機關槍“嗒嗒嗒”開了火,赤衛隊的人“嘩啦啦”倒下一大片。口子沒扎往,國民黨的兵殺進來,血洗葛源,滿鎮野狗亂竄,嘴里拖著赤衛隊員的肚腸子。暴動被鎮壓下去了。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葛源有名有姓的烈士就達1068名,占橫峰縣烈士總數的1/5。

  地主豪紳組織靖衛團,實行白色恐怖。父親沒有被嚇倒,堅持在家鄉組織宣傳群眾、做情報工作,經常到山里給領導同志傳遞消息。1929年,方志敏等同志率領紅軍來打靖衛團。葛源又舉行第二次暴動,消滅了靖衛團,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父親先后擔任鄉蘇維埃主席、葛源區委書記、(開)化婺(源)德(興)縣委組織部長,直至1934年受方志敏同志指派,去皖南白區工作。這期間,父親工作很努力也很出色。他任區委書記時,葛源區被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表彰為“光榮的模范區”。

  經歷游擊戰爭時的堅強。在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兵敗懷玉山后,皖浙贛邊區轉入游擊戰爭。國民黨調集了“十師之眾”,加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的保安團,進行了最殘酷的“圍剿”。敵人在“清剿”中,實行軍事“圍剿”與政治“圍剿”并施的方針。軍事上采取分區“圍攻”、“追擊”、“堵擊”、“梳篦式搜剿”等方法,并以步步為營、到處修筑碉堡工事、反復“清剿”等戰術,企圖以優勢兵力,將紅軍聚而殲之。敵人還采取了移民并村、“三光”政策、“自首政策”、經濟封鎖等毒辣殘酷的手段。把所有山棚拆光燒光,將分散的小村莊的群眾強迫并入大村莊,周圍用竹木圍墻,并設關卡看管把守,不許群眾帶出任何東西。敵人還規定“一家通匪,十家同罪”。凡是和紅軍有聯系、給紅軍通風報信、給紅軍當向導、給紅軍送糧、為紅軍辦事的,一律殺頭示眾。以此來割斷紅軍與人民的聯系,妄圖把紅軍餓死、凍死在山上。

  在生死考驗面前,一些投機分子、意志薄弱者動搖變節了。閩浙贛省委書記兼閩浙贛軍區司令員曾洪易、紅10軍副軍長倪寶樹、皖南特委書記王弼、下浙皖特委書記何英等相繼叛變投敵。他們出賣黨的組織,充當“鷹犬”抓捕革命同志,帶著敵軍進山“圍剿”紅軍。由于他們特殊的破壞作用,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一時間,高天滾滾寒流急,已是懸崖百丈冰。

  梅花歡喜漫天雪③。險惡的環境,只會激發真正的革命者頑強的斗志。父親等皖浙贛省委的領導同志,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紅旗不倒,火種不滅,堅持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皖浙贛邊區游擊根據地的鼎盛時期,包括了皖南、浙西、贛東北43個縣,橫亙3省邊7萬余平方公里,臨近國民黨統治中心寧滬杭地區,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重要戰略支點之一,后來又成為新四軍主力的主要集結地域和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陣地。父親作為省委組織部長兼紅軍獨立團政委,對這一游擊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老戰友 

左起:朱輝 倪南山 鄒志誠 劉毓標 柴榮生 方明 程祥元


  身陷敵人黑牢時的堅貞。1937年3月,父親因在作戰中重傷昏迷而不幸被俘,在國民黨的監獄中被關押了4個多月。這是他備受摧殘、頑強斗爭的日子。此間,他經歷了敵人多次刑訊、叛徒對質和種種引誘。由于他的省委組織部長和獨立團政委的身份,敵人企圖從他口中挖出黨組織和紅軍的情況,采取了各種卑鄙殘忍的手段,高官厚祿誘降不成就嚴刑拷打,有一次竟殘忍地站在木杠上將他兩條腿的迎面骨壓碎了三處。看著再一次昏死過去“犯人”,一位有良心的獄醫說:“剛治好,又打成這樣,還要我來治做什么?”面對生死考驗,父親堅貞不屈,嚴守了黨和紅軍的秘密,使敵人一無所獲。在監獄里,他還利用各種機會,宣傳共產黨員對革命事業要無限忠誠,痛斥叛徒的卑劣行徑,影響和鼓勵其他難友,表現了共產黨人的錚錚鐵骨和崇高氣節。


陳鐵君同志



  1937年7月,監獄里關進了一位難友叫陳鐵君,是劉英、粟裕同志派出的談判代表、紅軍挺進師參謀長。他是在與國民黨初次談判破裂后,返回部隊途中受傷被俘。在獄中,父親和陳鐵君同志不約而同地組織難友與敵人斗爭,相互增加了信任感。七七事變后,國民黨“閩皖浙贛邊綏靖公署”主任劉建緒又把陳鐵君同志請出去談判。父親向陳鐵君同志詳細介紹了皖浙贛省委、紅軍獨立團堅持斗爭的情況,請他在談判中,將皖浙贛根據地的問題一塊談。陳鐵君同志與敵人交涉時,敵人狡猾地以紅軍獨立團已不存在、找不到領導人為由,拒絕談判皖浙贛根據地的問題。陳鐵君同志嚴正指出,皖浙贛省委組織部長、獨立團政委就在獄中。父親因而被營救出獄,幸免遇難。

  背負歷史包袱時的堅守。1954年到軍區第17文化速成中學學習,至1997年辭世,父親在南京工作生活了43年。其中有25年,他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經受了特殊的考驗。

  事情是這樣的:

  父親出獄后,歷經艱辛,舍生忘死,重返紅軍部隊,促成瑤里改編。在陳毅同志的親自關懷下,經過嚴格審查,新四軍第一支隊黨委討論決定并報經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批準,恢復了父親的黨籍。此后,父親得到黨組織的充分信任,馳騁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的戰場上。


 20世紀50年代初的父親母親



  20世紀50年代中期,正當父親為建設強大的國防軍而努力學習和工作之際,一場政治厄運降臨了。由于“左”的指導思想影響,在“找出問題是成績”的情勢下,父親因1937年被俘而被審查并受到了錯誤的對待和處理。一個寧死不屈、堅持斗爭的共產黨員,僅憑幾份沒有任何旁證的敵偽材料,不作認真負責的調查,不顧本人堅不承認,更不顧陳鐵君、李步新、江天輝、倪南山、鄒志誠等戰友的鑿鑿證詞,被草率“留作懸案”,并作轉業安排。

  面對是非混淆、蒙冤受屈的情況,視政治聲譽如生命的父親心情十分沉重。他多次說過,這種壓力比當年坐牢時都要大。但是,父親沒有改變對人民的忠誠,沒有停止對革命事業的追求。1961年年初,在那寒風凜冽、雪花飛舞的季節,父親在他對“懸案”結論申訴未果,被迫離開軍隊的前夕,第一次帶著全家人回江西老家。他和母親領著我們兄弟姐妹六人,坐著用燒木炭產生蒸汽驅動的汽車,回到那個群山環繞的小山坳——葛源。在那里,父親緬懷了長眠地下的戰友,拜訪了敬老院的烈軍屬,看望了眾多的父老鄉親……多少年后,我驀然感悟,父親是在他面臨又一次人生轉折的時候,以這樣的方式,從那方熱土、從家鄉人民中汲取力量。他像當年義無反顧地告別家鄉、踏上革命征程一樣,毅然決然地從這里出發,為了保留繼續服務人民的權利,而接受那近乎屈辱的安排(一個擔任正軍職務11年的開國將軍到地方當副廳長),開始新的戰斗!他忍辱負重,不計名位,積極工作,充分展示了老共產黨員的寬廣胸懷和堅強黨性。“文革”中,因為那個莫須有的“懸案”,父親又被無休止地揪斗,精神和肉體遭受了極大的摧殘。但是,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他和母親從來沒有對自己的黨說過一句怨言,從來沒有對自己選擇的事業有過半點悔意。我們深切感受到的,是他們對黨對人民的忠貞之情。



漫漫25年,在母親的充分信任、精心陪護、全力支持下,父親始終堅守經過血與火、生與死考驗的信念,為子女樹立了“革命理想高于天,人民利益重如山”的光輝榜樣,深刻地影響了我們一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江蘇省委對父親的歷史問題進行了認真負責的復查,在浙江、江西、北京等地查閱了大量原始材料,找到了當年參與伏擊、押送、審訊父親的敵偽人員和同獄的難友,以確鑿無疑的鐵證,否定了敵人為了欺騙宣傳而偽造的材料,作出了“劉毓標同志1937年3月被俘問題,已經審查清楚,沒有問題。劉毓標同志被俘期間的表現是好的,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革命氣節”的結論,終于還原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真可謂:紅巖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

梅花貴在叢中笑

  不要人夸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

  父親母親參加革命前,一個是江西貧苦農民,一個是上海產業工人。他們的根,深深地植于人民之中。他們的一生,永遠不變的是勞動人民的本色,始終持有的是對人民群眾的赤誠。

  父親母親是勞動人民的兒女,終生保持了克己為民、勤儉樸素的美德。父親一生沒有什么嗜好,每到節假日,他最喜歡做的事,是坐在小板凳上,戴上老花鏡,取出自備的工具箱,用參加革命前學到的木匠手藝,修理公家配發的家具。家中的門窗、桌凳,處處留下了他修繕的痕跡。

  1952年秋,毛澤東主席到徐州視察,確定裝甲兵招待所作為主席的歇息地,主席歷來睡硬木板床,而招待所沒有。由于時間緊迫,又不能張揚外露,時任華東軍區裝甲兵政委的父親便利用他的木匠手藝,親自為毛主席做了一張木床。一個軍政委保持工農干部的本色,放下架子當木工,被傳為佳話。

  他經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進了城市,不要忘記鄉下;住上樓房,還要想到農村。貪污腐化不能搞,鋪張浪費不能干。一次出差在火車上,秘書訂了三個普通的菜。進餐時,父親一看就說,怎么搞了那么多花樣?秘書解釋道,三個人(包括警衛員)一人一個菜不算多,伙食費也沒有超支。父親深沉而嚴肅地說,你不要給我算賬了。我們的國家還很窮,人民生活還很苦,朝鮮還在打仗啊!我們還是自覺過點苦日子,能省幾個是幾個,要為國家分憂才好。

  20世紀60年代初,正值國家三年困難時期,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他們不顧贍養老人和撫育六個正在上學子女的情況,主動要求減少薪金近百元,為當時月薪的1/4。

  父親母親把群眾的安危冷暖常掛心頭,始終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在父親的枕邊,多年放著三件物品:手表、電筒、收音機。每天清晨、晚間,他都要準時收聽“天氣預報”。作為長期主管全省救災救濟工作的父親,深知天氣的變化會給人民的生產生活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多少個風雪交加、電閃雷鳴的日子,父親都親赴災區第一線組織救災救濟工作,好幾次在災區因腦部戰傷復發昏倒,被隨行人員送回來住院治療。多少個新春佳節、萬家團圓的日子,父親都深入到鰥寡孤獨和殘疾人家中,把黨的關懷和溫暖送到群眾身邊。

  1964年,父親去句容縣農村檢查工作,他不顧自己年邁并患有氣管炎哮喘,和社教隊干部一起,在社員家搭伙喝稀飯,晚間睡在稻草地上同蓋一條被,夜里還給年輕人蓋被子,深深地感動了基層群眾。

  父親母親對普通群眾始終是那樣和藹可親,關懷備至。每當我和他們一起出門,他們對街坊四鄰,無論是燒“老虎灶”(燒開水)的師傅、修鞋的工人,還是賣早點的小販,都要點頭致意,微笑著打招呼。用現在的話說,有很強的親和力。

  母親長期在工廠做組織工作。科室、車間的干部、黨員來聯系工作或咨詢問題,她總是笑臉相迎,耐心解答。她常對機關同志說:“組織部門是黨員、基層干部的‘家’。黨員、基層干部到組織部門來,要讓他們感覺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樣,要讓每個黨員對組織有親切感、信任感、溫暖感,這樣他們才會向你講真話、講實話。”她常在支部書記例會上講,黨組織要關心群眾的疾苦,對家在農村的、遇到自然災害的、體弱多病在家休養和住院的職工,要和工會一起關心他們,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她經常深入科室、車間,與工人師傅、知識分子促膝談心,深受他們擁戴。“文革”中,廠里的群眾自發地保護母親,他們用最樸實的語言對造反派說:“趙部長是好人!”

把群眾當作親人,群眾就會把你當作好人、當作自已人。這樣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不正是今天需要大力呼喚的嗎?

  父親母親從未把子女作為私有財產,教育我們做對人民有益的人。為了從小培養我們熱愛勞動的思想,父母帶領我們在院子里的空地上種菜、種玉米,和我們一起挑水抬糞。農民出身的父親指點我們翻土、平地、整畦,教我們間苗、除草、滅蟲,并且親自撒種。


父親母親和當水兵的華申大哥


  1962年夏,正值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之際,華申大哥從南京工學院畢業,沒等學校分配,就懷著一腔熱血,報名去東海艦隊當了一名普通的水兵。不久,大學生分配通知書寄來,大哥被分到工程兵部隊當干部。當工作人員向主管全省大學生分配的父親請示,是否讓華申回來時,父親說,既然已經當兵了,就從士兵干起吧。父親母親及時給大哥去信,要求他堅定已經作出的選擇,拋開名利思想,踏踏實實地從基層干起。父親還以自己的經歷教育大哥:當年父親是從中心縣委書記直接轉任紅軍獨立團政委的,缺乏部隊基層經歷,這是一個缺憾。希望他認真經受鍛煉,打好人生基礎。父親母親認為,必須經歷風雨,經受磨練,自己的兒女才能成長。


父親母親和兩個當坦克兵的兒子



  我和華建當兵的坦克二師,是華東軍區裝甲兵的老部隊。盡管部隊首長都是當年的老戰友、老部下,但父親母親沒有為我們的入團入黨、提干提職、工作調整給部隊首長打過一次電話、寫過一張條子。

  當子女走上領導崗位后,父親母親仍很重視對我們的教育。1996年春節,外地子女回寧探親,父親倡議召開了“家庭支部會”。父母、兒女6人、媳婿6人,14名黨員參加。父親主持會議。他說,“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但有一條沒有變,那就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沒有變,所以對黨員的要求也沒有變。你們不管在什么崗位上,首先要想到自己是一名黨員,要以身作則起帶頭作用,絕不能做有損于黨員形象、有損于革命家庭的事。我和你們母親,可以說是革命一生,清白一世,所作所為,問心無愧。希望你們繼承前輩的光榮傳統,做一個對黨忠誠、對人民有益的人,不要留下污點。不僅你們要這樣做,還要把這個道理講給你們的孩子聽。”隨后,又召開了“支部擴大會”,吸收6個第三代參加,父親母親分別講述了自已的家史,教育子孫要永不忘本。

  父親母親對脫離群眾、損害人民利益的行為嫉惡如仇、深惡痛絕。父親經常對我們說,“公家的便宜不能占。盡想著揩油,多吃多拿,脫離群眾,終究要塌臺子!”20世紀80年代,國家規定了領導干部的住房標準。父親以七旬高齡之身,用皮尺丈量每個房間的尺寸,連樓梯拐角的亭子間也沒有遺漏,爾后戴上老花鏡打著算盤,認真計算面積,生怕超過了規定的標準。

  一次,父親到蘇北鹽城出差。抗戰時期,他在那里戰斗過,重返故地,特別有感情。鹽城地委和軍分區領導得知父親過去的身份,對他去檢查工作很重視,把他單獨安排在接待蘇聯專家的小招待所。父親住下后,不見同去的工作人員,當即發了脾氣,責問說:“同我來的同志住哪兒了,為什么把我們分開?讓我搞特殊化、脫離群眾,我不喜歡這一套!”工作人員明白,父親發脾氣,不是對那個人有意見,而是對搞特殊化、區分等級、脫離群眾的做法有意見。

  在“出國潮”流行的時候,機關工作人員跟父親說:“劉老呀!人家年輕干部都出國考察、看現代化了,什么時候安排你出國看一看?”他說:“我不要看了,我出過國了,抗美援朝到朝鮮打過仗。現在把這點外匯省下來,讓年輕人出去,年輕人要干活、要搞現代化的。”

  父親母親對請客送禮、行賄受賄、跑官要官、濫用職權等現象有著與生俱來的反感。記得有一次,我從北京回寧探親,碰上一位父親的老部下(也已是白發蒼蒼的年紀了),受父親幫助安置的轉業干部之托,拎了些土特產來看望。不料,父親勃然大怒,絲毫不留情面,幾乎把那些土特產扔出了門外。客人走后,我勸父親,“何必呢,您發那么大的火,多讓人家下不來臺啊”。父親余怒未消地說,“我最討厭搞這一套!”他突然轉過身,瞪著我說,“你現在搞干部工作,是不是也收人家的東西?!”那個眼神、那種語氣、那句問話,如雷貫耳,如芒在背,讓我記了幾十年,警醒著我怎樣看待和使用手中的權力,怎樣在物欲橫流的誘惑面前守住底線。

  廉明或貪腐,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的試金石、分水嶺。不受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⑥,這才算作真革命。那些嘴上做“公仆”,實則當“主子”,貪腐成性的人物,哪還有一絲一毫革命者的氣味!這種人物,終究要塌臺子,被歷史、被人民唾棄!

父親母親對浸透了烈士鮮血的紅土地和老區人民,有著血肉相連的深厚感情。多年來,他們十分關心家鄉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盡己所能,做了許多工作。1991年10月,上饒地委、橫峰縣委領導在南京征詢父親對家鄉有什么要求時,他說:“我沒別的要求,就是想經常聽到看到家鄉發展、家鄉人民幸福生活的消息。”從那時起,當時的《贛東北報》、改版后的《上饒日報》,成了他每天必不可少的讀物。1996年,父親從家鄉的報紙上了解到,老家葛源偏遠的山村還有孩子讀不起書,心里十分難過。他對母親說:“我20歲離開家鄉,沒有為家鄉的人民做多少事。我們拿點錢,幫幫那些上不起學的孩子,也為家鄉再盡點心吧!”深知父親心思的母親,立即從有限的積蓄中拿出兩萬元給葛源中學,作為資助貧困學生的基金。他們得知家鄉的老橋不能通行車輛和農用機械,群眾生產生活有諸多不便,又拿出兩萬元給葛源村委會建橋修路。新橋建成之際,父親已溘然離世。家鄉人提出,要用父親的名字為新橋命名,以志紀念。母親堅決不同意,她說:“老頭子一輩子做人做事都低調怕張揚,我和孩子們商量過,要命名就叫‘紅軍橋’吧,讓后人不要忘記紅軍,這也是老頭子的心愿。”


1997年建成的葛源紅軍橋(左側是老橋)


家鄉,永遠是他們心中牽掛的地方;父老鄉親,永遠是他們心中牽掛的人。

 


2008年10月,劉毓標和趙倩的后人同回葛源,尋根問祖,緬懷先輩


2008年5月,母親與世長辭。這年10月,在紀念父親百年誕辰的日子里,我們兄弟姐妹和孩子們來到葛源中學,捐贈20萬元建造圖書樓,以延續父親母親的心愿。

  1997年4月4日晚,父親因呼吸衰竭而昏迷,被搶救蘇醒后,他對守護在身邊的親屬說,“明天,是我參加革命70周年的日子,這是比生日更重要的日子,我們要一起慶賀。沒有黨和毛主席領導鬧革命,沒有方志敏、程伯謙領著我參加革命,就沒有我們一家”。他還說,“現在,有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國家和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沒有什么不放心的。看到今天,我們過去的血沒有白流。沒有過去的奮斗,就沒有今天;但沒有今天,過去的奮斗也就等于零。”

“葛源人民的好兒子劉毓標將軍,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置放于父親遺像前的挽聯,正是家鄉人民對他的最高評價。

  來自人民,為了人民,服務人民,是父親母親一生的寫照。

當五星紅旗即將在天安門廣場上升起的時候,毛澤東主席撰寫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一百一十四個字的碑文,用了八個“人民”。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不朽的!

    只有為了人民自由幸福的事業,才是不朽的!

只有為了人民自由幸福的事業而獻身的人,才是不朽的!

注釋:①  陳毅  《紅梅》。


  ② 宋· 陸游  《梅花絕句》。

      ③ 毛澤東  《冬云》。 

      ④ 閻肅  《紅梅贊》。

   ⑤ 元·王冕  《墨梅》。

   ⑥ 宋·王琪  《梅》。

 


             劉華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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