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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懷念——紀念母親逝世五周年

  • 時間:   2019-09-21      
  • 作者:   一峰 抗美 小峰      
  • 來源:   北京新四軍研究會浙東分會     
  • 瀏覽人數:  940

母親從那張放大的黑白照片中微笑地看著我們,和藹慈祥,像她生前一樣,但她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五年了。

2014年11月3日那個陰冷的黎明,急促的電話鈴聲把我們從夢中驚醒,一種不祥的感覺驟然涌上心頭。幾個孩子急匆匆趕到醫院的ICU病房,緊張地望著躺在病床上一動不動的母親,監視器上心臟跳動的脈沖最后跳了幾下,變成了一條直線。母親安詳地躺在病床上,離開了我們。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新四軍老戰士離去了,沒有留下輝煌的生平,沒有帶走“優秀、杰出”的贊揚,正像她生前從未為自己索取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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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也男同志

1921年12月,我們的母親陳也男誕生在浙江寧海的一個小鎮,從小喪父、母親改嫁,靠她的叔叔撫養長大。她的爺爺是一個當地有些名氣的老中醫, 給她改名叫“陳也男”,或許是希望她像個男孩子一樣,長大自強自立。抗日戰爭爆發后,日寇也侵入了浙東的大地,人們對未來充滿了恐慌與茫然。1939年,母親17歲那年,在惶惶不可終日中無法上學了。她被叔叔送到浙東三北地區的莊黃醫院做護士,那個醫院的院長算是母親的親戚。醫院經常遭到鬼子的騷擾。有一日,日本鬼子突然向醫院撲來。母親逃到一個老鄉家躲避,才幸運地躲過一劫。對傳聞中新四軍,母親只有些模模糊糊的印象。當時活躍在浙東地區的三北游擊隊司令部三五支隊(新四軍浙東縱隊前身,尚未公開)是一支我黨領導的打日本鬼子的抗日武裝,部隊經常在醫院附近流動。由于部隊沒有后方醫院,傷病員也經常住到這個醫院,母親開始有機會接觸了新四軍。有一次,三五支隊派了一名叫李環琴的女護士到醫院來管理支隊的傷員。她和母親同住一個房間,時常給母親講些新四軍的故事,還動員母親去參加新四軍。離開醫院去打鬼子,這個想法開始在年輕的母親心中萌動。過了一些時候,由于鬼子經常到醫院附近掃蕩,醫院也不能正常運轉了。母親在醫院呆不下去,回到老家。1942年的一天,她接到李環琴的來信,讓母親出來做“生意”(暗語),實際是到浙東三北地區某個地方去找她。母親接信后,匆匆收拾了行裝。一個20歲的女孩獨自坐船到了三北。沒想到,原在醫院附近的新四軍的三北辦事處已搬走了。母親聞聽此消息.非常沮喪。回去是不可能了,她決定走到附近的鎮上去碰碰運氣。走到鎮上,她坐在一家店鋪門口的石階上,從早上一直等到黃昏,沒見到一個三五支隊的人。又累又餓的她望著快要落山的夕陽,漸漸陷入絕望。或許是心誠所致,她突然看見曾在醫院養傷的一名三五支隊的司務長從街頭路過,真是喜出望外,忙上前叫住他。司務長也認出了母親,有些吃驚,弄清情況后,讓母親跟著他走,帶她到了支隊司令部。在那里,母親找到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心中的愿望終于實現了。因為曾在醫院工作過,她被分配到連柏生領導的五支隊做醫務工作,整天背著一個藥箱,里面裝著內外科的藥,跟著部隊行動。在那里,她認識了何克希、劉亨云等縱隊首長,也結識同樣在浙東縱隊工作的幾位女同志:從事醫務工作的盛林、俞叔平、黃杰華阿姨,從事民運工作的陸奮(姚幕征)阿姨和從事財務工作的魯明阿姨。在以后漫長的歲月中,她始終和這些老首長、老戰友保持著聯系。

1943年春,母親調到三支隊支隊部。跟著三支隊,她曾經參加了解放四明山梁弄的戰斗。打仗的時候,她背著急救包,穿著草鞋和其他戰士一樣,爬山越嶺,穿梭在槍林彈雨中,一聽到有人喊衛生員,她就沖上去,給流淌著鮮血的傷員包扎。

1944年4月份,縱隊司令部派張席珍從浙東到浦東支隊任參謀長。他帶著30余人和電臺到了浦東,母親和俞叔平阿姨也跟隨張參謀長從浙東調到浦東地區打游擊。浦東是平原,有許多日寇的重要據點,加上漢奸特務活動猖獗,部隊在惡劣的斗爭環境中堅持對敵斗爭,所以流動性很大。每天晚上部隊都要轉移,在漆黑的夜里行軍打仗,有時困乏的實在走不動了,就倒在地上睡著了。當時,部隊已發展到二、三百人,醫務人員只有母親和俞叔平兩人。部隊沒有固定醫院,只有一付藥擔子就是她們的全部家當,藥品也是設法從敵占區買來的。晚上行軍,到了新的宿營地,如果沒有敵情,戰士們就休息了。她們兩個則要擺一張桌子,打開藥箱,給戰士包扎傷口和看病。有時還要給當地老鄉看病,偶爾也給傷病員做些小手術。

1945年初,抗戰進入最后階段。太平洋戰線的美軍,開始出動轟炸機轟炸上海一帶的日軍。 1月20日,在碧藍的天空上,排成一字形的美軍轟炸機從東南方向飛臨上海上空,市區鬼子的各個目標瞬時升起滾滾濃煙。突然,一架美軍轟炸機拖著長長的煙柱掉了下來。隨著一聲巨響,飛機墜落在上海浦東三林鄉大絞圈村附近。美軍飛行員被迫跳傘,降落在村西一塊麥地里。我浦東支隊馬上派出人去搶救這位美軍飛行員,日本鬼子也到處尋找,但美軍飛行員最后還是被我支隊救出了。中共淞滬地委宣傳部長金子明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他從與美軍飛行員的交談中得知,飛行員名叫托勒斯,是美國駐華第十四航空隊第二十三戰斗機隊、第一一八戰略偵察隊中尉飛行員,1944年11月自愿報名來華作戰,在中國已參戰13次。這次,他駕駛一架野馬式飛機,從江西贛州機場起飛,到上海執行空襲任務。由于俯沖射擊時因離地面太近,被日軍高射炮擊中起火被迫跳傘。金子明部長告訴托勒斯,我們是新四軍,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他感到很驚訝。母親奉命為美國飛行員治療,仔細地對美國飛行員的面部、左手和右腳傷口作了消毒和包扎。由于托勒斯面部已被燒傷,自己不能吃飯,母親就想方設法找來面粉,做了餃子,一口一口地喂給他吃。托勒斯非常感動,操著半生不熟的中國話,連聲說:“謝謝!”。慢慢地,托勒斯和戰士們熟了,經常去部隊的門診部玩,還興趣勃勃地教她們跳舞,學英語……。在我軍醫務人員的精心治療和照顧下,托勒斯的傷口漸漸愈合。金子明部長奉命帶領十七、八個指戰員護送托勒斯,乘船安全渡海抵達浙東抗日根據地。臨別前,托勒斯很激動,依依不舍地和和支隊同志擁抱告別,交換紀念品。

1945年春天,根據上級指示,淞滬支隊由朱亞民、陳偉達、曾平等同志率領,經浦東開赴青浦地區,張席珍(后犧牲)和俞叔平留在浦東,堅持原地斗爭。母親和另一女同志俞梅平隨部隊來到青浦。行軍作戰時,她總是跟支隊首長一起走。4月初的一天,部隊出發前,大家很高興,因為很快要與浦西部隊會合了。但沒想到,當部隊到達柿子園一帶時,與國民黨特務武裝殷丹天部發生遭遇戰。母親跟著部隊沖進一個村莊,恰好碰到曾平同志的警衛員,得知曾平同志已經犧牲了。一起戰斗的熟悉的首長犧牲了,母親心里很是難受,淚水打濕了她的臉龐。戰斗還在繼續,她擦干眼淚,接著去搶救傷員。天很黑,母親突然聽到陳偉達政委叫她給康則燾同志包扎。漆黑的夜里,伸手不見五指,她只能摸黑進行了簡單包扎,隨后讓擔架送去后方。幾天后,傳來不幸的消息,康則燾同志因傷重不治犧牲。淞滬支隊在青浦地區戰斗頻繁,不斷有傷員由母親和俞梅平兩人搶救護理。后來由于形勢緊張,重傷員分散留在老百姓家養傷治療,平時由母親和俞梅平去換藥打針。她們穿著便衣,乘著老百姓的小船,手提藏著藥品和醫療器具的小籃,裝扮成老百姓,到各個村莊去巡診。

1949年底, 部隊編為華東野戰軍一縱隊三旅,母親調到七團團部衛生隊工作。在解放戰爭中,她隨七團參加了著名的魯南戰役、“七戰大捷”、萊蕪戰役、“外線出擊”、孟良崗戰役、淮海戰役等大小的戰斗二十余次。多年以后,當我們和她聊天時,她很少提及這些參加過的著名戰斗。或許經常槍林彈雨中出沒,這些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也就成了一段平常的經歷。

1953年母親轉業到了地方,任浙江省衛生廳婦女工作隊隊長,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

后來,組織上安排一批解放前參加革命的從事醫務工作的同志去軍醫大學習。母親因為孩子們都還小,需要照顧就沒有去。許多在軍醫大學習過的同志后來都擔任了各級醫務部門的負責人,她卻一直在基層工作。1956年,父親轉業到北京工作,我們全家搬到了北京,母親被分配到海淀區衛生局一個門診部當主任,是門診部創建之初的元老。文革時,她這個小小的門診部主任也受到沖擊靠邊站,干起了老本行衛生防疫工作,整天跨著個藥箱,風里雨里走在海淀區當年城鄉結合部的陋街小巷(現在的西客站地區)。我們印象很深,有一次北京下大雨,我們去公交車站接她,看見她背著書包,穿著塑料涼鞋,趟著水走來。父親被當走資派打倒,關進了牛棚。母親一個人除了上班,還要照顧我們。1969年,社會上掀起了“上山下鄉運動”,居委會的人經常半夜三更來敲門“動員”。我們三個孩子全部下鄉,分別到陜西插隊和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母親為我們整理好行裝,把我們一個個送走。臨別時,我們看得出她的心情有些沉重,她總是叮囑一句“自己當心”。下班回來,空曠的家里只剩她一個人,晚上只好在臥室準備一根木棒防身。文革結束后,母親因為身體不好,沒有重新去當那個主任,依然干著那份衛生防疫工作,走街串巷,閑了就幫助其他科室搓棉簽,到藥房整理藥品,那些胡同里的街坊還是親切地叫她“陳主任”。

1982年,母親被批準享受局級待遇離休,離開了從事40年的醫務工作。干慣了工作的她不愿閑待在家,于是和那些居民老太太一樣,戴個紅袖箍,拿個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義務當個“治安志愿者”,不過那時候,不會像現在,給“志愿者”統一發一件藍色的體恤衫或紅色的沖鋒衣。街坊鄰居也愛找母親聊天敘家常。晚年,母親不愿找保姆,能自己干的事就不麻煩子女。中午孩子們都外出了,她就自己用微波爐熱些剩飯。腳不好,行動不便,出不了門了,她常常一個人坐在窗前,默默看著院里孩子的嬉戲,一呆就一下午。從母親那慈善的目光里,透出對往事的回憶,對當下的贊美,和對未來的期許。每當住在外面的孩子回來,母親就特別高興,總張羅著給他們做些個人愛吃的菜。隨著年齡越來越大,她的行動越來越不方便,走幾步路去廁所都很困難。但是,她總是拒絕別人攙扶,先是用拐杖,后來扶著小車,很困難地一步一挪。望著她那顫巍巍的身影,很難想象當年那個背著急救包在槍林彈雨中奔跑的女戰士形象。至今回想起來都有些懊悔,由于工作的關系,沒有能多陪陪母親。漸漸地我們發現,由于心肺功能衰竭造成的憋悶,每天晚上她都痛苦地呻吟甚至喊叫,但是白天她總是忍住,盡量不表示出來。終于有一天,我們說服了病重的母親,同意去住院。我們扶著她一步一步地走向大門,她總是小聲地反復念叨著“我不想住院,我不想住院…”。臨出門時,她仿佛預感到什么,有些不舍地又回過頭望了一眼,那住過五十多年已經多少有些破舊的房間,最后還是無奈地離開了。自然法則是無情的,每個人都會有這一天。這一次,我們的母親再也沒能回來。

一晃五年過去了,馬上就要迎來共和國建國70周年的大慶。這是個舉國歡慶的日子,街上的人們忙著往燈柱上懸掛大紅燈籠,公園里到處擺放著鮮艷的花籃,到處是歡歌笑語。但那些逝者呢,或許還能被兒女、孫輩時而想起。再往后呢,他們終會被人們漸漸遺忘。歷史的長河奔流不息,正是這無數的普通人,像一塊塊木材,點燃了一片光明,像一塊塊磚瓦,砌成了共和國的輝煌大廈。

媽媽,你的一生和許多老戰士一樣,簡歷上“平淡無奇,沒有輝煌”,或許當你年輕時背著急救包在戰壕中跳躍匍匐時,當你在槍林彈雨中面對鮮血和死亡時,還是那樣英姿颯爽。但當你穿著一身舊的藍制服,背著一個挎包,在風雨中走街串巷,戴著紅袖箍坐在小板凳上執勤時,你不過是一個平凡的老太太。媽媽,在我們兒女的心中,你永遠是我們親愛的媽媽,從那張黑白照片上,慈祥地微笑望著我們。

                       楊一峰 楊抗美  楊小峰

                          201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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