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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魯中區黨校學習的日子》

  • 時間:   2018-12-24      
  • 作者:   王少木      
  • 來源: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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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5月中旬,時任牟平縣婦救會會長的我,作為牟平縣的婦女代表,參加了東海區第一屆婦女代表大會,526日,又出席了了在海陽縣高家村召開的膠東婦女第三屆代表大會。在開會期間,有一天我和牟海縣婦救會會長叢理明正在村路上走著,膠東青年聯合會主任的林江同志迎面走了過來,他是叢理明的二哥。他看到叢理明后先是楞了一下,說你到這里來干什么?叢理明告訴二哥,她早已參加了抗日,在牟海縣婦救會工作。林江同志聽了非常高興,接著又詢問了家里的一些情況。因為都要忙著去開會,我們就匆匆告別了。就在我們膠東婦聯開會的同時,膠東青聯也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林江同志再次當選為青聯主任,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林江同志。194211月,他在平度大澤山反掃蕩斗爭中英勇戰死,犧牲得非常壯烈。

 就在大會結束時,膠東區黨委組織部決定選送一批干部到山東分局高級黨校學習,其中有三名女同志:文登縣婦救會長王哲同志,蓬萊縣婦救會長韓世英同志,和時任牟平縣婦救會長的我,由孫學齋同志帶隊。六月初出發前,我們每人發一個干糧帶,里面裝的都是金條,這是膠東抗日根據地給山東分局的,聽說是送到延安給黨中央的抗日經費,一路上都由部隊護送。我們從海陽高家村出發,經過萊陽、平度、維縣、壽光、廣饒等地,在周村附近我們跨過了鐵路。過鐵路的這一天很緊張,下午三、四點鐘就吃好晚飯,從我們掌握的抗日根據地出發,先后通過游擊區和敵占區,走了六十余里路,在膠濟鐵路邊隱蔽起來,這時天全黑了下來。等到日本鬼子巡路車開過,我們排成一字縱隊快速跨過了鐵路,又急行軍離開了敵占區和游擊區,到達我們的根據地時已經是第二天早上的七、八點鐘了,這一夜我們急行軍走了一百三十余里路。

  我們終于到達山東分局,卸下了身上的金條袋子,真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順利完成了運送任務。隨后,我們即到山東分局高級黨校報到。在審查入校資格時,說我不具備參加高級黨校學習的條件,主要原因是我當時剛剛才十八歲。按照黨章規定,必須年滿十八周歲才能入黨,并且還有一年候補期,而我已經入黨兩年了。因此組織上決定,把我和還有一位叫洪濤的男同志轉到魯中區黨委黨校學習。

  魯中區黨校在沂南縣馬牧池一帶,校長由魯中區黨委書記霍士廉同志兼任,黨校總支書記是陳明達同志。黨校按照縣級干部一大隊、區級干部二大隊、鄉級干部三大隊進行劃分的,我和洪濤同志被分配到一大隊學習。政治課專職教師是張格新同志,有時也請一些領導同志來做報告,如區黨委書記霍士廉同志,區黨委宣傳部部長高克亭同志,還有李林、陳明同志也來做過報告,黨校管教育的是林萍同志,還有紀殿邦同志。紀殿邦同志在黨校的名字叫李敏,他是二哥的同學,和我一起在19389月參加膠東抗日軍政學校的。后來聽二哥說他改名了,解放后在河南信陽地委任書記,離休前是河南省副省長。

  1941年秋冬之際,日寇為了消滅我山東黨政軍領導機關,集結了日偽軍五萬余人,對我沂蒙山區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名為“銅壁鐵圍”的慘絕人寰大掃蕩。這是在山東抗日戰爭歷史上,日寇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掃蕩。10月底,魯中區黨校召開了全校反掃蕩動員大會。學校黨總支書記陳明達同志,根據上級指示做了反掃蕩動員報告。他說日偽軍集結了五萬余人,要對沂蒙山區抗日根據地進行大掃蕩,情況非常緊急,我們必須立即投入反掃蕩斗爭。他要求全校所有人員脫下軍裝,換上老百姓的服裝,這樣便于與群眾打成一片,也便于掩護自己。少數體弱的女同學轉移到安全地區,其他人員跟隨魯中區黨委機關突圍。動員大會后,我們分成若干小組,到各村發動婦女突擊縫制棉衣棉褲。學校把體弱的女學員組成一個小隊,有10多個人,由第一大隊二組學員夏彬同志和我負責帶隊。剛開始學習就遇到殘酷的反掃蕩斗爭,當時大家的心情都顯得緊張和沉重。

  夏彬這個名字是夏彬同志在黨校的化名,當時黨校里有規定,凡是在黨校學習的學員都必須使用化名,這是一條紀律。他是我們第一大隊二組的學員,平時是相見不相識。夏彬同志是一個殘廢軍人,右胳膊受過傷,平時是彎曲畸形的。聽說他在沂蒙山區打過游擊,后來轉到地方工作,對這一帶的情況比較熟悉。

 根據黨校的統一布置,我們113日開始向大崮山方向轉移。大崮山位于蒙陰縣東北部,是一個邊沿地區,北邊是國民黨軍隊的五十一軍。大崮山的地勢險峻,海拔800余米,四周都是懸崖峭壁,天然的石頭好像屏障,如同被神刀劈削過似的,并建有東、西、南、北四個大門,山頂上居住著少數農民。大崮山上有我軍的兵工廠和彈藥庫,還有一個糧庫,平時有一個團兵力守衛,看起來好像還比較安全。后來發生的情況證明,我們原先的判斷完全錯了。

  當我們這個小分隊邁著急行軍的步伐到達大崮山下的時候,已經是黃昏時分了。我記得那一天月亮高地掛在天上,夜色十分明朗。我們從南大門爬到了山頂,找到兵工廠的領導,說明了來意。兵工廠的領導安排我們吃高粱面窩頭,晚上住在用高粱秸搭起的棚子里。并通知我們每個同志,天亮之前必須吃好飯,到山上的防空洞隱蔽起來,千萬不能暴露目標,防備敵機掃射轟炸,天黑之后才能回到山下的棚子里。

  第二天一早,天還蒙蒙亮,我們就吃好了早飯分別上山,找了一個防空洞隱藏了起來。所謂防空洞,就是順著山坡挖的一個半圓形小洞,只能容一個人坐在里面。不久天色就大亮了,日軍飛機成群結隊地在大崮山上空盤旋,到處尋找攻擊目標,接著就是輪番掃射轟炸。這種情況持續了大半天,好不容易熬到了太陽落山。天終于黑了下來,敵機才停止了轟炸,我們陸續下山回到棚子里。白天在山上遭到敵機掃射轟炸,大家沒有想到在大崮山上也不安全,特別對分散到各個防空洞隱蔽覺得十分恐懼,所以異口同聲地說,明天就在棚子里呆著,再也不到山上去了。

  新的一天開始了。日軍飛機又來狂轟濫炸,不時在棚子上空盤旋尋找目標。我們雖然沒有被擊中,但在緊張地又熬過了一天。誰知剛剛松了一口氣,就聽到夏彬同志突然大喊起來“不好,鬼子上山了,快跑!”順著他的叫喊的方向,我們也聽到了日本鬼子嘰哩咕嚕的叫喊聲。我們馬上隨著夏彬同志沖出棚子,跑了一段路后碰到一個老大爺,他告訴我:“同志,你們快跑吧,鬼子已經攻上山了,部隊早就撤走了。”我們一口氣沖到南大門,匆匆跑下了大崮山。回頭一看發現少了幾個同志,夏彬同志正準備返身回去尋找,聽到不遠處有鬼子咔嚓咔嚓的皮靴聲,我們知道遇上鬼子巡邏兵了。情況十分危急,我們馬上隱蔽起來,像捉迷藏似的,走走躲躲,轉來轉去地和鬼子轉圈子,終于逃出了危險區域。這是我一生中最驚險的一次經歷,真是一輩子刻骨銘心。直到拂曉時分,我們遇到了八路軍山東縱隊直屬機關和部隊,大家這顆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隨同他們一起突圍到泰安一帶,然后回到了魯中區黨校。

    歷時二個月的反掃蕩斗爭結束了,我們這個小隊每個同志都有一番驚心動魄的經歷,學校很快恢復了正常的教學秩序,可始終不見與我同組的夏玉同學。后來有人告訴我,說她回不來了。原來夏玉在沖下大崮山時,一個人躲在地里的高粱秸子堆里,天亮時鬼子搜查時被俘,不久就自首叛變了。聽到這個消息我非常震驚,也感到十分內疚。在撤離大崮山時,我只顧自己向前跑,沒有照顧好她,使她落入日寇之手,經受不住嚴刑拷打,成為可恥的叛徒。

 夏玉這個名字是化名。她原名叫王卓,出身于一個地主家庭,在縣婦聯工作。她的愛人是魯中區黨委宣傳部部長高克亭同志,他們有一個男孩子,平時寄養在老鄉家里。每個星期天下午,高克亭就叫警衛員牽著馬來把她接回家,星期一早上再送回來,一家人生活過得還算幸福。夏玉叛變后,敵人居然把她放了回來。按照黨組織規定,高克亭同志與她辦理了離婚手續。1950年,我到濟南開會時還遇到過她,那時她在省政府的一個部門工作,后來聽說調到廣州去了。在文革中,造反派調查我的所謂“叛徒”問題,曾專門到廣州找過她。那時她已經不在人世了,估計很可能就是因為叛變問題被迫害致死了。

 就在聽到夏玉自首叛變的同時,我們又聽到了一個噩耗,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同志的愛人、省婦聯負責人陳若克同志在大崮山下鬼子搜山時被敵人俘虜,后來壯烈犧牲了。反掃蕩斗爭開始時,陳若克同志因為臨近生產,不能跟隨著大部隊和機關行動,于是被轉移到大崮山待產,沒有想到鬼子占領了大崮山,天亮時搜山時俘虜了她。陳若克同志雖然受到敵人酷刑,但始終不屈服不投降,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高貴氣節,最后和她剛出生的嬰兒在沂水縣城英勇就義,成為一位令我們敬佩的革命烈士,一輩子都記在我的心里。

  記得還有一個同志叫楊某某的,說是在魯中日偽軍大掃蕩時被俘虜了,也有人告訴我說他已經犧牲了。1943年我在牟海縣任縣婦救會長時,為了粉碎敵人對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封鎖,發動群眾開展大生產運動,特別發動婦女開展繡花和織布,解決軍民的穿衣問題。因為牟海縣的工作比較好,楊某某曾到段家村來采訪我。見面時把我嚇了一跳,我說你不是犧牲了嗎?他說自己被抓去當了勞工,后來想法逃出來了,現在膠東《大眾報社》當記者。

 魯中的反掃蕩斗爭使得形勢變得驟然嚴峻起來,我們黨校的學習也結束了,絕大部分同學都奔赴到各自的工作崗位去了。我因為要等待回膠東的機會,于是就在萊蕪一帶待命,同學們只剩下我和同學丁聰同志。丁聰同志是黃縣人,與我同歲,我們都是一大隊學員。平時我們在一起活動,晚上睡在一個炕上。當時丁聰同志正面臨婚姻的選擇,我們兩個都認為不能嫁給高級干部,不能當夫人,不能當家屬,可以說是無話不說。

 三個月后,上級通知說有一批到膠東工作的干部,將由部隊護送去膠東,這樣我就和丁聰同志告別了。一直到1964年我到浙江工作后不久,在一次省里聽報告時遠遠看見了她,她那時在省人事局任副局長。當時匆匆地連個招呼也沒有打,不久就聽說她就跟隨霍士廉同志到陜西工作了。在文革中丁聰同志受盡磨難,前些年已經去世了,我腦子里一直保存著丁聰同志那漂亮的模樣。

 在1941年冬天魯中反掃蕩斗爭的這段經歷里,我是非常幸運的,在大掃蕩中沒有被俘或犧牲,和同志們歷經磨難,回到了黨的懷抱,回到同志們的身邊。1942年夏收季節,我跟隨部隊步行了幾個月后,到膠東區黨委的所在地萊陽縣張格莊報到,不久被派往到牟海縣任縣婦救會會長,以后到文登縣任縣婦救會會長。抗日戰爭勝利后,繼續在膠東根據地從事婦女工作,一直到19496月參加接管青島的工作。

 想起1941年冬天的魯中反掃蕩斗爭,我就不能不想到可敬的夏彬同志。如果沒有夏彬同志帶領突圍,我一個外地人,人生地不熟的,很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因此我經常懷念他。自此離開魯中區黨校后,一直不知道夏彬同志的去向。文革中,我聽外調的同志告訴我,他在河南省糧食部門工作。1979年我到商業部開會時曾經打聽過他,但是打聽不到他的下落,說不定他早已不在人世了,如果活著也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了。夏彬同志,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幾十年來我始終感激你,如果你還健在,衷心祝愿你健康長壽。如果你已到馬克思那里,你也會含笑九泉,你安息吧。

  在十年浩劫中,在那個“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里,就因為魯中大掃蕩時有個別女同志被俘叛變,造反派就懷疑我也曾被俘叛變,揭發我隱瞞重大政治歷史問題,以種種罪名掛牌揪斗,先凍結工資和存款,又掛黑袖章關進牛棚進行勞動改造。這一切不僅使我受到了極大的精神折磨,還株連了我的子女,大兒子是空軍航空學校飛行學員,因我的問題被停飛,航校多次派人前來杭州調查。感謝航校的領導,他們處事非常慎重,沒有將大兒子作為叛徒子女清除出航校,但終究影響到兒子的情緒,影響到他的飛行訓練。大女兒、二兒子、三兒子作為所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一天下放到黑龍江插隊落戶。一想到這些,總覺得虧欠子女很多很多,心中感到十分內疚,好在這一切都成為歷史過去了,比起那些犧牲的同志我心滿意足了,我看到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看到了全國的解放,看到了共和國的成立,看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看到了改革開放來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看到了人民生活水平不斷的提高和改善。現在黨和國家的關懷照顧下,享受著很好的政治和物質待遇,安享幸福的晚年,兒女及孫輩們都非常孝順。多少年來,我一直想回到沂蒙山區,看看今天的大崮山,看看沂蒙山老區人民,看看先烈們用鮮血染紅的那一片土地。


                            王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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